越南的市场动荡仍在继续深化，股市和胡志明市楼市价格腰斩，居民纷纷抢购美元、人民币和黄金，进口受到限制……风声鹤唳之下，A股市场也在近日下跌。面对此情此景，中国该当何为？
我们首要的一点是务必从思想上对越南陷入货币危机、乃至全面金融危机的风险给予足够重视。不错，越南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从而给抵御货币危机提供了一堵防火墙；而且去年和今年前五个月越南外商直接投资高流入，去年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03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同比翻了一番还多，达到了147亿美元，因此一些分析者视之为弥补急剧上升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救星；但这些是不那么靠得住的。不仅经常项目下有种种途径可供资本外逃者伪装利用，而且越南决策者的意志也会在冲击之下动摇。
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在市场动荡的冲击之下，他们很多会裹足不前：如果是面向越南国内市场销售，那么越南急剧恶化的市场动荡正导致其内需萎缩；如果是面向出口，那么他们面对的是增长乏力、甚至已经有绝对萎缩之势的外需；如果是为了躲避中国显著上升的生产成本而转入越南，那么越南的高通胀已经严重削弱了其一度拥有的低成本优势；而且，从一个货币仍在升值的母国转入一个有很大货币贬值风险的东道国，将导致外商投资者以其本币计价的资产缩水，外商不能不顾及此项风险而推迟流入。
作为一个经济小国，2007年越南GDP按现价折算仅700.22亿美元，我国对其出口119.01亿美元，仅占我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从而决定了一旦越南暴发货币危机，通过贸易联系途径的危机传染效应并不大。但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所谓“唤醒效应”（Wake-upEffect）必定使这场酝酿中的危机传染力远远超过越南经济的分量。实际上，这种“唤醒效应”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已有体现，近日中国股市的下跌至少就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越南危机给国内外投资者带来的恐慌。
在承认风险的前提下，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在决定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市场反转的风险。不错，我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仍然是双顺差，且绝对规模惊人，热钱仍在继续流入，有鉴于此，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甚至一步大幅度升值的呼声高涨。然而，我此前早已提出，人民币汇率逆转的压力正在快速积累，越南危机及其传染风险、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结束降息周期并支持美元又正在急剧加大这一压力，资本流动逆转、进而导致人民币汇率逆转可能被引爆；在此情况下，我们贸然一次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无异于给游资创造一个大肆套现然后出逃的机会，其影响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在外部经济环境严峻、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回调去年、乃至近几年以来实施的“减顺差”政策的呼声有上扬之势；不久前纺织部门提交纺织品出口退税回调方案，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重心不应该是恢复原来的出口激励政策，而应该是为产业提升创造更好环境，在越南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可能逆转的环境里，回调出口激励措施的时机、方式和力度都需要继续思考。
其次，为了避免危机殃及我国，御危机于国门之外，我们需要做好救援的准备，至于救援的时机、方式和条件可以另作讨论。在这里，我们需要额外注意支持已经赴越投资且以越南国内为目标销售市场的中国企业，支持他们度过这场冲击，因为这场冲击过后，幸存者在越南市场的地位将大幅度提升，困难之际不急于撤出的外企在越南社会的形象也会大幅度提升。
第三，任何危机也同时有契机的一面，我们必须奉行更加积极的思维方式，充分利用这场危机及其蔓延给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带来的契机，而不是仅仅消极地着眼于抵御防范危机蔓延。危机和动荡从来就是大国兴起的契机，因为只有在危机和动荡之中，大国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假如没有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就不会有这么快在亚洲脱颖而出；只要我们举措得宜，这场正在酝酿中的危机将发挥推进中国兴起的效力。
